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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两个案例对稳妥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历史问题的一点看法

发表时间:2016-04-28 09:52      作者:刘红东 来源:中国农经信息网 点击次数:

  案例一,申请人何某诉被申请人某村委会及第三人(利害关系人)杨某土地承包经营权确认一案。2000年8月何某夫妇随子到县城生活,加上务农收益差、负担重。杨某又系外地迁入户。故在与杨某签<<房屋买卖契约>>时,以将何某原承包土地以转包形式交与杨某耕种为前提,并约定税费及公益性出资由杨某承担。2002年本村为税费改革做准备,对所有土地、山林实行登记造册过程中,由于何某与杨某土地转包是私下行为,在杨某的强烈要求,及何某不知晓情况下,本村委会将何某原承包土地登记到了实际耕种人杨某户下,并确权。2010年3月,何某回本村要求杨某归还他原承包土地时,方才知晓,承包土地的权利被侵害。

  案例二。申请人杨某诉被申请人某村委会及第三人(利害关系人)文某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确认一案。文某系外迁入户。2004年元月,由于杨某随儿在县城定居生活,其儿牟某故代母杨某以将所属承包土地、山林转给第三人文某耕作为前提,与第三人文某达成<<售房契约>>。当地村委会在申请人缺席的村民大会上,在不熟知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有关法律法规前提下,且申请人无主张,按照当地约定俗成的风俗,将两户转包性质的土地于2004年5月以<<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形式确认于文某名下。2010年该县征用文某名下一部分土地修高速公路,申请人杨某委托其儿牟某,向该县农村土地承包纠纷仲裁委员会申请,要求当地村委会收回或 废止由村委会颁发与第三人文某所持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并及时向申请人杨某颁发<<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以确认其合法权益。

  从以上案例看出,承包人为其自身利益,在土地流转行为中,流转内容不仅是以房屋买卖契约附属条款写入,而且往往又含糊不清,或多或少含有买卖承包地的意思。这样,不但违法,又为今后相互发生纠纷埋下了隐患。而作为一级组织的村民委员会对政策、法律观念淡薄,只图眼前利益,不考虑今后结果;只要人情乡俗,而淡化责任意识。没有充分认识,土地是作为绝大多数农民生存的必要条件的基本保障。现实情况是,村一级法人作为被申请人之一,在纠纷庭审答辩时,却以此类事多、原来类似的也没扯皮、这都是上一届村委会遗留下来的等原因推诿。事实上,2003年税费改革前,由于部分农户认为种田要交农业税、“三提五统”,种田无经济效益,还要出义务工和劳动积累工,负担重,因此另谋生路。如本文第一案例就相类似。这当中,一种情况是当时因为<<土地承包法>>未实施,本人确有撂荒弃耕或口头告知发包方不要耕地。另一种,将其所承包土地委托他人代耕代种,但却存在只有口头协议或流转协议不全面、不细致等问题。如本文第二案例就是如此。后来,随着农业税的取消和各项补贴资金的发放,特别是正在开发或有开发意向的农村承包地,不但纷纷回来要地,要补贴,更主要是为了征用土地补偿安置费用而来的。在这一过程中,有一种比较特殊的维护外地迁入户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问题。若由于种种历史原因,造成他们无土地耕种,原籍土地又已退出,因此所属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就往往上升为上访事件,甚至发展成打架、斗殴等治安刑事案件,进一步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

  这些都充分地反映出,稳妥处理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首先要解决基层干部的意识认知,思想认识。这就需要各级组织进行广泛学习教育和宣传工作,提高干部队伍的政策法律理论知识。基层干部不仅自己要懂法,而且要用法,活学活用。尤其要发挥他们上传下达的特殊身份,使广大人民群众都来学法、用法,这样,对各级干部也有一个促进、监督作用。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基层干部在实际工作中要始终把握政策性与实践性,强制性与灵活性,普遍性与特殊性的关系,稳妥处理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问题,从而进一步完善基层民主与法制建设,体现社会公平、正义,有绝对的现实意义。

  当前,为推进城乡统筹、一体化进程。随着劳务经济规模的不断壮大,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有效转移,虽然呈现出土地流转形式越来越多样化,规模加大、速度加快、流转地域也不断扩大,流转主体日趋多元,土地规模经营面积逐年扩大等诸多好现象,但也存在由于没有妥善处理好农村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历史症结,而相继出现了许多新问题。为更好地让干部和群众理解和执行国家政策,国家政策理论研究部门应进一步探讨或澄清一些理论问题。比如有人提出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的所有权主体缺位的问题。认为村委会、村民小组是村民自治组织,而不是全体农民以平等身份参加的集体经济实体,不适宜充当农民集体所有的所有权主体。实际情况是,现阶段有些地方不仅多数农民群众土地所有权的具体归属是模糊不清的,而且有相当一部分农村基层干部,甚至是县、乡领导也有农村土地是国家的,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的趋向。因而在具体的土地承包管理中,基层干部往往以上级所要求的所谓公共利益需要为出发点,借着<<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进行有限调整有规定。虽然从制度设计上是为了更好地体现在实际操作中的公平合理,但由于监督机制的缺乏或不力等种种原因,造成了许多遗留问题。

  要改变这一现状,就必须要求政府各级组织,特别是基层组织坚持牢固稳定承包关系,保证依法承包土地所形成的经济和法律关系长久不变,它包括承包期限比30年更长,土地承包经营权能更加充分,流转权利保障,以及加强约束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行为。而这些都必须以稳定现有承包关系为基础,稳定承包关系又必须在充实合同、档案资料,以及证书发放等延包后续工作完善的基础上,制定规则、统一法律规定、统一法律程序、使之具体化,规范依法调整收回承包地的行为。继而逐步完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能结构——土地占有权、经营自主权、获取收益权、法定流转权和征地补偿权。为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顺利流转,为农业集约化经营和规模化生产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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