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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例

发表时间:2016-04-28 09:54      作者:亓 锦 来源:中国农经信息网 点击次数:

  【要点提示】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认定,应以成员权理论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

  【案例索引】

  西安市阎良区人民法院(2009)阎民一初字第18号

  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2009)阎民二终字第1181号

  【案情】

  原告王孜涵,女,2006年1月4日生,汉族,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万先村屯南组村民,住该组。

  法定代理人刘小妮,女,1980年1月26日生,汉族,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万先村屯南组村民,住该组,系原告王孜涵之母。

  被告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万先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汪建民,系该村主任。

  被告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万先村民委员会屯南组。

  负责人刘建民,系该组组长。

  原告王孜涵诉称,原告王孜涵户口随母落户于被告万先村屯南组,成为被告万先村屯南组村民。2008年10月17日,被告万先村屯南组决定对在册人口每人分配征地款20000元,在分配征地款时,被告万先村屯南组不能做到一视同仁,只给原告分配了一半的征地款10000元。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被告给付原告剩余征地款10000元,并负担本案诉讼费用。

  被告万先村辩称,村委会只是组织组长和代表进行分配,分配征地款是以村组为核算单位,村委会无权干涉村组的具体分配方案,但村委会尊重村组的决定,村委会不承担责任。

  被告万先村屯南组辩称,村组出于人性化考虑,并以(2007)阎民一初字第133号民事判决为标准,已付给原告王孜涵分配征地款10000元,现不同意再分给其征地款。

  一审法院经审理查明,2004年1月10日,被告万先村屯南组村民刘小妮(原告王孜涵之母)与西安市阎良区北屯街道办李桥村东来组村民王小华登记结婚,婚后刘小妮到其夫王小华家生活,户口未迁出。2006年1月4日,刘小妮与王小华生一女王孜涵。2007年2月12日,王孜涵户口随母落户被告万先村屯南组,成为被告万先村屯南组村民。2008年10月17日,被告万先村屯南组对在册人口每人分配征地款20000元,此次分配给原告王孜涵征地款10000元。

  【审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王孜涵随母刘小妮户籍登记在被告万先村屯南组,应视为其具有被告万先村屯南组村民资格。但鉴于刘小妮和王小华对原告均有法定的抚养义务,原告王孜涵自户口迁入后,未主要在被告万先村屯南组生产、生活,且被告万先村屯南组已按该组村民每人分配征地款的50%比例分配给原告王孜涵10000元,该分配方案的内容不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故此,原告王孜涵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应不予支持。遂判决:驳回原告王孜涵的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王孜涵负担。宣判后,原告不服,上诉于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审查明的事实与原审认定的事实基本一致。

  二审法院认为,上诉人王孜涵之母亲刘小妮于2004年1月与西安市阎良区李桥村东来组村民王小华登记结婚,其2006年1月出生后,与其母亲刘小妮均在其父王小华所在村组生产、生活,故其母亲刘小妮及王孜涵本人,均应将户籍落入其父王小华所在村组,而其母女并未将户籍落入王小华所在村组属其自身原因,故王孜涵上诉要求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万先村民委员会及其屯南组为其分配10000元征地款的理由不成立。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二审诉讼费50元(王孜涵已预交),由原告王孜涵负担。

  【评议】

  随着我国城市建设的发展,城市周边地区农村集体土地被大量征用后,以土地补偿费分配为主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大量凸现,如何认定村民资格以及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审查已成为处理该类案件的核心问题。

  一、村民分配资格的认定

  村民的概念,源于我国的户籍管理制度,根据《现代汉语辞典》的解释,是指乡村居民。对“居民”的解释是指固定住在某一地方的人。村民作为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享有本村村民待遇,包括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土地承包权、民主选举权、民主决策权等权利,其都与村民资格问题密切相关。但我国《宪法》、《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都没有对村民作出一个明确的界定。如何认定村民资格,实践中往往存在以下几种标准:

  1、单一标准。即以是否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确定依据;

  2、复合标准。即以户口标准为基础,辅之以是否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长期生产、生活来判断;

  3、根据权利义务关系是否形成的事实作为判断标准。即必须与本集体组织形成事实上的权利义务关系及管理关系的人,才具有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然而以上三种认定标准都存在一定的缺陷,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如采取单一户籍标准,很可能会导致利益驱动下的富裕集体经济组织人口的畸形膨胀,加大该组织内人口与资源的过分悬殊。若采取复合标准,又过分强调“长期固定”,将导致农业人口向二、三产业转移的积极性降低,从而阻滞城乡差别的缩小。再如采取权利义务关系事实形成标准,在判断上极为模糊,甚至可能带来不合理的结果。综上,笔者认为,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判断,应当从更大限度维护村民合法利益的前提出发,考虑到大多数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现状,以成员权理论(成员权是基于成员身份产生的财产性权利,包括成员从组织中获取自身利益的权利和成员参与组织管理的权利,前者如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权)为基础,以是否形成较为固定的生产、生活为基本条件,并结合是否具有依法登记的集体经济组织所在地常住户口,作为判断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一般原则。

  二、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审查

  我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有法律规定属国家所有的以外,属集体所有。”《民法通则》第七十四条第二款规定,“集体所有的土地依照法律属于村农民集体所有,由村农业生产合作社等集体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经营、管理。”《物权法》第五十九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不动产和动产,属于本集体成员集体所有。”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农村集体土地被占用后,即产生用地单位对被征用者的土地损失补偿和被征用土地上人群的生活补偿费及安置补偿费用,一般包括土地补偿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安置补助费等。根据《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所有者所有。”在制定具体的分配方案时,充分尊重村民的自治权,依照《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一条、第二条、第三条、第五条的规定,农村村民实行自治,由村民群众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但收益分配等涉及村民利益等重大事项的,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自治是民主的体现,但民主并非简单的少数服从多数。违反法律、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民主仅仅是形式上的民主,并非实质意义上的民主。它与平等、自由的基本准则是背道而驰的,所以体现村民民主的自治权不是绝对的自治权,而是有限的自治权。其限制的最直接的体现来自于《村民委员会自治法》第二十条第二款,即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会议或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的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

  三、嫁农女及其子女的保护

  因几千年来封建思想的影响,在广大农村,重男轻女、男尊女卑的陋习根深蒂固,妇女及其子女在农村的社会生活中依然未摆脱受歧视的地位,其社会权利、经济利益往往受到忽视或侵犯。在农村集体经济收益分配过程中,妇女的分配权首当其冲地成为被侵犯的对象。其中,嫁农女即与其他村组的村民结婚的女性村民,及其子女因新居住地与原居住地相互推诿,造成因出嫁丧失原居住地的收益分配权,因户口未迁入等原因,又难以取得新居住地的收益分配权,导致两头落空,严重损害了其利益,成为社会关注的一个热点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都明确规定,妇女在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社会的和家庭的生活等各方面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中国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六条规定:“农村土地承包、妇女与男子享有平等的权利。承包中,应当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剥夺、侵害妇女应当享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第三十条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妇女离婚后者丧偶,仍在原居住地生活或者不在原居住地生活,但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陕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讨论会纪要中指出,已婚(或再婚)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女性成员,婚后却确属非自身原因未迁转户口、并在户籍所在地生产生活且未享受男方所在村组收益分配权的,其要求户籍所在地的集体经济组织给与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同等收益分配权,人民法院应予受理。笔者认为,非因自身原因未迁转户口应结合结婚时间、生活居所地等多方因素综合考量。

  结合本案,原告王孜涵与其母亲刘小妮虽落户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万先村屯南组,但原告出生后即随其母亲一直在其父王小华所在村组即西安市阎良区北屯街道办事处李桥村生产、生活,现原告及其母亲未在合理期间内将户籍落入王小华所在村组应视为自身原因,依法应不予支持。

  至此,笔者认为,本案纠纷产生的表层原因虽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成员资格认定问题,但其深层次中却反映了在农村较普遍存在的对妇女、儿童合法权益的侵犯问题。诚然,当前农村村民自治中,民主议定原则已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运用,但几千年封建思想中忽视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思想并未因农村民主的运用而被根除,相反,却以民主的形式“变脸”并广泛存在于农村社会,在一些时候(如通过村规民约的形式)农村民主成为了所谓的“多数人暴政”,即多数村民利用形式上的民主程序剥夺少数人的合法权益。 因此,在目前法律对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尚无明确界定时,司法机关充分发挥好定纷止争、化解矛盾的审判职能,对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分配方案等作出合理认定,不仅有利于保护农村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也有利于促进村民依法自治,充分保障村民的自治权,构建和谐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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